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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法律
针对青少年的性侵越来越多,化学阉割、终身定
发布时间:2020-05-12    信息来源:互联网 

鲍某的性侵案件还悬而未定,虽然舆论喧嚣尘上,但在司法上却有太多取证困难之处,以至于鲍某甚至顶风作浪,拿出所谓“十问”反将受害者和公众一军。

匪夷所思的是,优秀教师梁某所性侵的被害者,都是十几岁的中学男生,甚至不乏十八岁成年者,同时这位教师梁某,在被受害者报案前,揭发出一系列案情之前,其实早有猥亵学生的前科。

但他依然凭借着过硬的简历,再度进入到了四川中学名校之中,并且再次将魔爪伸向了教室之中,不谙社会黑暗的学生群体。

根据最高检的数据显示,2012年到2016年,中国累计强奸案发生15万余件,而自2015年至2018年11月,全国各地法院共审理猥亵儿童犯罪11519件。

而在四月份份鲍某疑案、梁某疑案相继发酵后,国内舆论再次掀起了重惩性犯罪者的呼声,从化学阉割、注册性侵犯到再到终身电子定位跟踪,几乎囊括了世界上各国针对性犯罪者的所有有效措施。

虽然舆论上一度有恢复宫刑阉割的呼声,但不管是呼吁者本身还是围观的看客,都并未将宫刑恢复本身当真,更多的是看做“漫天要价,落地还钱”的一部分,主流舆论和公众还是更多的倾向于化学阉割。

化学阉割其实并不是真的阉割,而是一种药物治疗手段,本质上是精神病治疗方法的一种,矫治才是化学阉割的核心——事实上,化学阉割跟物理阉割完全是两回事,后者在阉割一定时间后完全不可逆,但化学阉割却需要维持药剂的施用,否则就会逆转。

这项技术诞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1944年记录的第一起化学阉割,就是施用抑制睾丸激素产生的药物,来抑制被化学阉割者的勃起能力,将其性水平下降到青春期以前。

通过降低性冲动、欲望和手淫频率从而达到跟物理阉割后相同的结果——那就是在药物维系期间,被施药者在服药期间成为了性无能者。

但化学阉割有很多问题,首要一个在于施药成本极高,韩国的化学阉割者平均每人每年的服药成本高达三万人民币,而2019年中国人均GDP才70892元,这样的服药成本无疑太高。

其次,化学阉割的效果也并不尽如人意,韩国作为近年来引入化学阉割的国家,但数年以来,韩国性侵酿成的舆情事件却并未减少,不管是愈演愈烈的偷拍行为,还是最近的“N号房”,似乎化学阉割并未起到预想中“阉割震慑”的作用。

从数据上来看,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教授卡尔·汉森的统计结果显示,对三万一千名性犯罪者的五年追踪期里,重犯率为13.7%。而在对236名性犯罪的十二年追踪期里,这些犯罪者的重犯率则为28%。

而且化学阉割存在很大的隐患,在欧美国家中,化学阉割是服刑的替代选项,至不济也能够减少服刑时间,所以不乏犯罪者愿意用金钱和这一期间内的性无能换取人身自由。

事实上,现在化学阉割的实际效果,也是基于服药者的自我报告,其中大部分都是性犯罪者,这些有理由也有动机,高报药物效果。

所以化学阉割者的重犯率居高不下,也就可以理解了——其实很多性犯罪者,也不需要勃起也能犯罪,例如性施虐和儿童猥亵。

2008年,韩国开始对性犯罪执行电子镣铐强制佩戴,这能使警方随时掌握性犯罪前科者的行动,这虽然让韩国性犯罪在出狱后倍感困扰,但遏制效果却十分出众——佩戴电子镣铐的性犯罪前科者重犯率只有0.21%,远远好于化学阉割。

但不管是化学阉割还是电子镣铐,乃至于英国针对性犯罪者的“性侵犯终身注册在案”,本质上都是事后的弥补和监督行为,并不能直接预防性犯罪的发生。

在德国曾经作为一个调研,结果显示受调查的8718名德国男性中,有209人承认在成年后对儿童有过性幻想,但并未跟儿童有过性接触。

而在针对儿童的性侵案中,取证困难也远超普通案件,事实上哪怕是青少年性侵案也存在一样的问题,例如鲍某案中,少女星星虽然保留了部分证据,但仍然很难在司法实践中,形成对鲍某的有利控诉,而在梁某的多人性侵案中,虽然涉案者达数十人,但由于迁延日久,恐怕大部分受害者也缺乏相应证据。

所以,预防性犯罪的重要程度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性侵害往往会导致一个人落下严重的心理困扰,尤其是对青少年而言。

“我七百多分考进三中,毕业时成绩下滑严重,同学为我感到惋惜,可是我很清楚是他把我毁了。16岁是我的第一次...我觉得自己是不干净的...”

但关注梁某性侵男生案的人不乏疑惑,为什么梁某能够对十七八岁,体力不弱的男生形成碾压式性侵?

知名问答平台上就有人直言:这不一定是体力上的压制,而是一步步的对被害者形成了心理优势,将对方的反抗步步围剿。

在梁某案中,其中一个男生的经历就注解了这一点——从“都是男孩子有什么可害羞”为名,诱导男生跟其同浴,然后又以搓澡为名,进一步身体接触,之后同床共枕,最后实施性侵害。

而给予梁某机会的,正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以来对“性”的为莫如深,以及对“亲亲伦理之间的信任”——这其中也包括了老师。

中国教育上很早就有性启蒙这一环,但大都是一晃而过,讲授者并未深究,受教者也猎奇大于学习。

论其原因,既是当代父母反对过分性教育,不愿意“两性问题扰及学习”,也有男女同堂,教师不便发挥,甚至女教师面对男学生亦有难以启齿之处。

所以,普及性教育,加强学生和家长对性侵的意识,并设置专门课堂,男女分教,才是预防之基础,也是解决性启蒙教育的难点。

但性教育普及是在于潜在危险人群的预防,同时也理应对潜在作案者予以预防,既所谓“震慑”,而仅凭有期徒刑和化学阉割,明显难以足够的震慑到潜在犯罪者,其实“物理阉割”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欧美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就一度广泛的采取过对性犯罪者的“物理阉割”,而捷克至今也还保持着物理阉割,而物理阉割不仅再犯率只有4%,而且经济成本、人力成本远远低于化学阉割和电子追踪。

最关键的是,在中国传统中,有着对“阉人”的天然歧视,这也是太监、阉人沦为骂人词汇的原因,这种根植于文化上的蔑视,整个社会的有色眼光,无疑能够很好的震慑住犯罪者。

当然,考虑到战后以来司法轻型化,就算要重启“物理阉割”,恐怕也要多设条件,同时也要区别于古代宫刑,以张示现代文明之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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