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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法律
书评:西方视角,中国历史,这么解读不靠谱
发布时间:2020-04-14    信息来源:互联网 

这本书读起来意外地轻松,和名字给人的望而生畏感很不相称。和一般枯燥的政治学著作不同,福山的这本书引用了大量文明例证和历史材料,这些例证和材料既为理论提供了科学支撑,又增加了行文的可读性。

系统性学科著作,可分两种,一种从抽象发端,落脚或在抽象或在具体,一种由具体发端,升华至抽象。抽象就是一般法则,具体就是材料实例,个别事物。这两种书用周星驰电影《功夫》里的武功做类比最恰当,前者是从天而降的掌法,叫作“如来神掌”,后者是拔地而起的功夫,唤作“蛤蟆功”。

“如来神掌”起手就在远离人群的云上,非学养深厚,不能领会奥妙,好像看柏拉图的书,抽象的概念转化来转化去,一阵精深思想,吧唧掉下来个结论,刚入门的读者轻易读不懂。“蛤蟆功”则要亲民一些,具体的东西离凡人近,讲起来容易懂,但人类思维偏爱一般化的结论,所以最终还是要到“天上”。福山的这本书是黑格尔哲学思想在现代社会具体的延展,少去了黑格尔那份枯燥、沉闷和难懂。福山路数算“蛤蟆功”,要启迪民智,需要一些“蛤蟆功”。

这种可读性,也可能得益于翻译,整体行文非常流畅,读起来没有“翻译腔”。译介过来较有思想性的东西,一般来说,除了克服思想阻隔,还得克服语言障碍——翻译腔。

如福山在开头所说,现代世界里,民主政体陷入深深的焦虑。美国作世界警察在世界多国扶持革命,打造亲西方的“民主政体”。暴虐的“独裁者”倒台了,但阿富汗、利比亚和伊拉克的“民主政体”不仅没有带来蓬勃发展,连基本的国内安全都无法自行维持。

台湾立法院宛如“菜市场”,印度在民主政治下,腐败横生,犯罪肆虐,非洲小国的民主政体更是乱象不断,俄罗斯的民主政体则干脆开起倒车。

在亚洲较成功的民主政体只有两个,日本和韩国,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在政治上则常常被人诟病为披着民主外衣的威权国家。

为民主政体招致最大的非议的还是英美老牌国家。灯塔之国向来站在舆论高点,但奥巴马和特朗普的时代,民主政体给全世界带来了不好的印象。共和党给奥巴马使绊子,民主党也给特朗普使绊子,亟待解决的问题搁置一边,政治力量过多地浪费在内耗之中。英国的“脱欧”投票,也宛如小孩子过家家。在特朗普竞选的那一年,民粹主义席卷欧美。

这些事件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影响越过太平洋,鼓舞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爱国爱党的氛围达到新高潮。

这个世界怎么了,民主怎么了,如何走出困境,这是福山要回应的问题。在1992年,福山宣称意识形态的大历史已终结于“自由民主”,那时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如今却不得不直面现实打击来修补他原有的理论。

1990年代,东欧剧变正在进行,苏联被迫对内改革,中国早已改革开放,对自由民主政体威胁最大的威权式社会主义国家在逐渐崩溃,冷战开始松动,民主自由政体在共产主义塌方的地方建起新世界。福山的这本书像胜利游行里的一面旗帜,和具体的历史事件相互呼应,一起鼓舞了西方社会。

在威权社会里,诸如苏联那样一些国家,人不得认同,不被尊重。专制主义,虽然有时能带来稳定的经济增长,但幸福不是人类的终极追求。为了一纸公正判决,有人愿意风餐露宿,四处呼号,幸福之外,他还在意尊严。对20世纪后半页世界政治实践的观察,让人们至少是西方社会在限制政府扩大,保护个人尊严方面取得共识,这种共识导向对法治和负责制设计的重视。后两者,是较成功的民主自由政体的骄傲,却很少完善地出现在威权国家里。

共产主义的阴影没有在冷战结束后立即消失,政治理论里对法治和负责制的强调,亦是对冷战威权国家阴影的回应。但是时代变了,二十世纪末高扬的资本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仿佛在新世纪遭遇滑铁卢。民主制在走向衰败吗,历史终结论不攻自破了吗?

福山的答案是否定的,在福山的眼里,自由民主政体仍然是大历史的终点,但以往的政治实践过于强调法治和负责制,没有重视国家能力在政治秩序中发挥的作用,有时甚至部分的牺牲了国家能力。国家和社会必须取得平衡,凝聚力量,弥合矛盾,果断行动的国家能力必须要法治、负责制取得平衡。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强国家政体,强大有力的国家力量助力中国取得了瞩目的成绩。而在印度,较弱的国家构造,无法披荆斩棘,推动国家在各方面实现现代化,并使得民主政体陷入泥潭。福山把中国摆在全书的重要位置,考察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肯定了中国的国家能力,但若这些看作对中国的奉承,对中国模式的认可,那完全是会错了意。中国是失衡的社会,法治和负责制尚不完善,这是福山的评语。

和马克思·韦伯不同,福山给了古代中国的官僚体制很高的评价,认为自秦代以来,中国政治已经步入现代化。

在秦始皇手中,中国开始使用某些具有现代特征的官僚体系来管理幅员辽阔的帝国。和其他文明很相比,这是中国很不寻常的地方。严格来说,中国早在秦代已经不是封建社会了。封建,封,要分封土地,建,要建立侯国。但秦废周法,行郡县制,直接铲除了贵族侯国,哪还有封建一说。秦以后,虽然偶尔有王朝比如汉朝,实行贵族诸侯国与官僚郡县制并行的体制,但只能活到帝国初期,之后,贵族诸侯国很快就被通过各种手段予以铲除,只剩下官僚郡县制。

在马克斯·韦伯的眼里,中国的官僚体系是家产官僚制,一种基于家长权威支配方式的官僚制,它虽然有基于理性的现代官僚制的一些特征,但和现代官僚制还是相去甚远。韦伯处于资本主义意气风发的时代,为了衬托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进路的自然合理,强调了中国古代体制的落后家产制面向,而福山处于一个更复杂的时代,为了激发资本主义的危机意识,只着眼于中国的“官僚制”。他们看起来不一样,似乎韦伯在贬低中国,而福山过分在中国。实质上,他们是一样的,都是根据西方的需要,用西方的视角来观察中国文化。

韦伯和福山作为学者是诚恳的,但人的身份角色是很难摆脱的,尤其在观察中国文化这样一个异质文化的时候。西方学者常常用从西方历史里抽象出来的西方概念来理解统合中国历史。马克思的“封建主义”概念就是一个例子,这样一个社会阶段是从欧洲历史里抽象出来,然后被用在中国历史上的,其实中西很不相同,这种概念挪用是强行消除差异的统合。在中国,这个概念被泛化成“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可是中国和欧洲的剥削程度、形式能一样吗,过于粗糙的抽象无益于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

再如,韦伯的“儒教”概念,韦伯先写了一本书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来探讨宗教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后来想写比较社会学,探讨其他国家的“宗教”是如何妨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他要在中国找到欧洲“新教”的对应物,之后,找到了“儒教”。他把西方的宗教概念套用在中国的大一统文化“儒学”上。这种套用本来就是西方视角对中国的误读。

建立在西方视角上的对中国的误读,倒没什么,可这种误读成为中国人对自己历史和社会的认识就太让人难堪了。韦伯把西方宗教和“儒学”类比,尚且强调了与西方宗教不同的儒学面向现实的实用理性,很多中国人自己把“儒学”比附成西方类型的“宗教”时,所说的理论比之于韦伯更是等而下之。有人甚至儒教对礼仪和孔子的崇拜就是把孔子当做神一样做偶像崇拜。这种误读只能说明,中国人不知书久矣。

事实上,礼仪制度和西方敬拜的礼仪根本不能同日而语,中国的礼仪制度始终是为了现实目标,叔孙通为汉高祖制名定礼只是为了强化秩序,而没有西方的那种超越一切的神圣性,基于实用的礼仪也始终包含着因时而变的潜能,在礼仪过于繁复而影响了现实的时候,中国人可以简化它,而不用担心神明降罚。而且儒学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达不到宗教要求的纯洁性,中国文化也不仅是儒的文化,还是法、释、道的文化。

福山和韦伯、当代马克思理论一样,免不了西方视角,尽管他没有直接乱用西方概念来套用在中国文化上,但福山对中国历史的解读是根据西方需要来重构的中国历史。他对中国官僚制中现代性成分的肯定,也不是什么正确之论。中国古代倒也没他说的那么好。

从马克思理论、韦伯到福山,他们都把中国历史当成一块橡皮泥,按照他们的需要捏出相应的形状。让人感到悲哀的是,即便马克思、韦伯和福山代表的西方视角有种种误读,但目前,中国的很多社会科学研究还是要用他们的理论框架,这意味着,对中国文化的解释话语权不在中国人手中。对于这部分,我们的读者应该有甄别地阅读,不可完全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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