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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名将任理事长的慈善组织,为何受到不公看
发布时间:2020-06-25    信息来源:互联网 

红卍字会原名世界红卍字会长沙分会,成立于1931年,由社会热心公益人士周季衡、叶挺瑞、王道坚、唐性天、杨宜春等自愿集资,并获总、分各会补助,购买中东长街房屋开办卍慈小学,会址设顺星桥10号;又在落星田50号设立中西医施诊所救护队。

该会成立以来,在办理赈济工作方面有所作为,如1934年赈济邵阳、新化等县旱灾;1936年,放赈滨湖各县一带水灾;抗日战争期间,办理收容所,散放年米、寒衣、医药,开展救护掩埋工作,分设粥厂,专以贫苦工农为对象。敌机炸衡阳时,赈济队长李槎同、主任袁遹善,殉职于汽车西站。还创办小学,开设民众学校,救助失学男女入学,不收学费;开展中西医送诊,便利劳苦大众。

1951年长沙市进行社会公益团体重新登记时,该会理事长方鼎英向长沙市人民政府递交了申请书和《社会公益团体申请登记表》。

方鼎英(1888—1976),湖南新化人,著名抗日将领,国民革命军中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率部在东北坚决抵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府参事室主任、省司法厅厅长、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我会原名世界红卍字会长沙分会,纯为社会救济慈善团体。在旧政府时期,采取纯洁超然立场,不涉政治,不参加党派,不干预慈善范围以外一切事务,专以救灾卹患,促进世界和平为宗旨。总会设北京,会长为许德辉先生,谋人群之福利,本国各地分支会共二百六十余处。因红十字会起源于欧洲,着重军师战时救护,本会力求世界和平安乐,真正的幸福奋勉从事,以期推及东西各国,为世界人群结一大善缘。长沙自一九三O年,总会派韩福航、李慈开两先生,来湘振灾,征集社会热心公益人士周季衡、叶挺瑞、王道坚、唐性天、杨宜春等筹备,于次年春成立。自动自愿集资,及总分各会补助,购买中东长街房屋,开办卍慈小学;落星田五十号,为中西医施诊所救护队。讵料文夕大火,两处房屋付之一炬,旋迁上大陇,庚续工作。光复后,复由热心职会员,变售私人住宅,函请总分各会,及救济分署补助重建会舍,经成立大会决定,变卖中东长街地皮,方告完成,恢复旧观。

我会成立以来,办理振济工作,尽心力而为,如廿三年,振济邵阳、新化等县旱灾;二十五年,查放滨湖各县一带水灾;长沙四战一火,办理收容所,散放年米、寒衣、医药,救护掩埋工作,分设粥厂,专以贫苦工农为对象;敌机炸衡阳,振济队长李槎同、主任袁遹善,均殉职葬汽车西站,远近誉扬。始则创办小学,继设民众学校,中西医送诊所,纯为便利无产阶级,救济失学成年男女,不取号金,不收学费。复有救护队,长沙将近解放时,敌机轰炸允嘉巷,死伤难胞,均系我会救护掩埋,各报纪载甚详。去年八月间,城东区公安分局,及区公所,需要合署办公房屋,愿以拔官府后街卅号,及顺星桥十号房屋交换,当经呈准市文教局从新备案,恢复民校于府后街卅号,设送诊所于顺星桥。一期甫满,公安司令部需要府后街房屋集中办公,愿以拨官回龙山十八号房屋交换,办学校,均经房地局保证。历年振济,均有实地,影片稽考。

附设民众学校,经文教局指示,每期招收新生六十名为限,分为中级班、普通班、复式教育,每名仅收报名费一千元,学杂各费,概行免收,书记课本自备,教学书籍,采用职工业余课程,即政常、语文、算术、珠算、文娱、时事学习、小组讨论,每星期两次。最近奉文教局批示,“根据我们瞭解的情况,你校办理的情形,合符规定,同意继续开班,并将所教课程内容,及小组讨论总结,每两星期到文化科汇报一次。”综计学习期满学员考取革大三名,余均到工作岗位,尤其准备读纯德会计班的,参加踊跃,因限于经费班次名额,无法安置。送诊所仍设顺星桥,平均每日求诊的在廿人以上,酌情送药品,不收任何费资,有诊断名册可查。

我会素无固定资产,临时急振,多由总分会乘互助互爱的精神,量力捐集,集腋成裘,受益良多,从未接受伪政府任何津贴,平时经常费全仗会费支持。在会职工,饥溺为怀,只有出钱出力义务,毫无优裕享受念头。现值国家财经尚未好转以前,会员游资间款,多投入生产事业部门。会费来源断绝,唯有将两处房屋,划一部分佃租纯德学校,及会员居住,月收租米两石六斗五升,开支教职员、医师、工友工薪,惨淡经营,纯是为人民服务。

在旧政府长期黑暗统治时期,无法看到马列主义,学习进步,运用批评武器,提高政治觉悟。以为政府漠不关心群众,恻忍之心,人皆有之,不惜出钱出力,踊跃捐助,甚至迷信佛学“救人即是救己”,见义勇为,全不知从生产自救,自力谋生,有效的实际方法着手,徒知以“怜悯”两字,做微乎其微的工作,增加好逸恶劳分子,长期坐等救济,无形中做了缓和人民对旧政权的反抗,实犯偏差,无可讳言。

我会创始之初,因当时环境关系,政治觉悟不够,观点亦不正确,既要消极的反对旧社会畸形发展,积极的同情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疾苦;复欲推行顺利开展救济福利工作,以免引起反动统治阶级的仇恨,所以不得不标明超然立场。同时为了集中人力财力完成任务,不得不结合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为基础,再对压迫剥削阶级藉道德观念,进行感化,使其回头向善。今后在我们自己的人民政府和人民救济分会领导下,自应将旧社会客观条件逐渐消灭,联系实际,掌握自我斗争,彻底改造,以期符合新社会发展的趋向,全心全意,面向人民做具体工作,并团结一致,共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直接秉承我人民政府和人民救济分会的领导,配合政策推动会务。

但是,当年市政府社会科的一份题为《调查红卍字会情况》的报告却不认定长沙红卍字会是慈善单位。

报告称:“红卍字会表面上是一个慈善机关,内部组织实际上完全是一个最落后最荒唐的迷信社团——“道院”,这个名称是他们对内的一般称呼。他的起源大概是源本于“同善社”,这个组织的最初出现,大约是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时代,一群下台的遗老,以徐世昌、段祺瑞为首,而以熊希龄为中坚分子,在往时发横财,占地皮太多了,如是被一群迷信二流子所利用,以扶乩、打坐、修功为引,假借了世界红十字会的外貌,从佛教如来的佛冠上盗用了一个卍字,组成了这个‘世界卍字会’,以慈善为名,推行迷信道门为实……” 因此,该报告得出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是:“根据以上资料,长沙这个红卍字会并没有真正国际性质,自可先予征用或接收。”

1994年长沙市民政局编纂的《长沙民政志》仍然把长沙红卍字会列入民国时期长沙“其他慈善单位”的名录中(见113页)。这等于为长沙红卍字会平了反,恢复了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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